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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從中國社會的封閉性說起

第一章  世變前的眾生相
  第一節  官吏和貴胄
  第二節  皇帝與樞臣
  第三節  都門士大夫

第二章  西方殖民勢力東來
  第一節  「風起於青萍之末」
  第二節  從海禁到閉關
  第三節  公行制度和防範章程

第三章  西方的敲門行徑
  第一節  英國：敲門的急先鋒
  第二節  正當貿易的困境
  第三節  律勞卑事件

第四章  鴉片：黑色的毒流
  第一節  洶湧而來的毒品
  第二節  伶仃洋走私制度
  第三節  耗財傷身莫此為甚

第五章  大清帝國的反應
  第一節  嘉道年間的禁煙
  第二節  「禁」還是「弛」
  第三節  道光皇帝的決心

第六章  林則徐廣東禁煙
  第一節  虎門銷煙
  第二節  具結與反具結
  第三節  交兇與反交兇

第七章  義律挑起武裝衝突
  第一節  九龍之戰
  第二節  澳門談判
  第三節  穿鼻海戰

第八章  英國發動鴉片戰爭
  第一節  侵華輿論的形成
  第二節  搜集情報 策劃戰爭
  第三節  英國政府出兵

補記
 

導論：從中國社會的封閉性說起

　　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前的中國，是一個與世隔絕的封閉性社會，就像馬克思描述的那樣，有如一具小心地保存在密閉棺材中的木乃伊。　

　　封閉性原是封建社會固有的特點，不獨中國為然。因為小農經濟生產的社會性極其有限，生產和流通過程無需廣泛的社會聯繫；生產技術按傳統方式在家族內部甚至更狹小的範圍內世代相傳，有着濃厚的保守性和強烈的排他性。所以，東西方的中世紀史在地理大發現之前，大多數國家都有相當長時間的獨立發展階段，只有地中海沿岸的國家自古代起就有着較為密切的交往，形成為希臘羅馬、尼羅河流域、兩河流域等區域性的文化圈。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由於特殊的地理條件和幾千年人文歷史的積澱，直到鴉片戰爭前仍處於閉目塞聽的混沌狀態，封閉性遠比中世紀時期的西方國家強烈。

　　中國封建經濟結構不同於歐洲的莊園制經濟，是以一家一戶為生產單位，小農業和家庭小手工業緊密結合的自然經濟。男耕女織是它的典型寫照，一家一戶就是一個世界；一個自然村落無異於一個社會。這樣的經濟生活，養成了中國農民千百年來安於在一個固定的地點從事生產勞動，不思遷徙、安居樂業的保守心態，不像海洋國家的民族那樣樂於冒險、着眼於開發。中國農民雖不像歐洲莊園制中的農奴有嚴格的人身依附，具有相對的人身自由，但卻世代附着於土地，仰其資給，不能須臾或離。農民與土地的緊密結合，使中國的小農經濟具有超強的穩定性；小農業和家庭小手工業的緊密結合，又造成了經濟生活的充分自給性。加上中國地域遼闊，資源豐厚，氣候各別，水源眾多，給封建經濟提供了無須依賴別國的條件。「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乾隆帝答英王喬治三世的勅諭中這段話，撇開天朝自大觀念，確實形象地概括了中國經濟生活的自給性和封閉性的特點。

　　中國的君主專制制度到清代發展到了頂峯，成為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政治機制。清代的皇帝擁有比歷代帝王更大的權力：自古以來作為牽制君權的相權，到清代已不復存在，內閣形同虛設，大學士只是榮銜；分割內閣權力的非常設性的中央機構軍機處，自雍正七年設立起沿而不廢，雖號稱總攬全國軍機要政，卻無絲毫權力，只是皇帝的私人祕書機關；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機構，完全是皇帝的附庸，沒有任何行政上的獨立性，大小官吏的升降罷斥，一兵一將的征戍調動，全都集權於皇帝一人，任何一級官吏都不能憑自己的意志決定任何一件政事；朕即法律，皇帝的旨意可以直貫任何一個地方行政單位而具有無可懷疑的權威性。西歐則不同，君主的權力不僅為諸侯所分割，而且為發達的城邦所侵蝕。有的國家，如統一前的德國，君主的權力遠不如擁有實力的諸侯；中世紀的法國，君主的權力受教會勢力所制約，雖然作為世俗領袖的君主，名義上也是宗教領袖。至於教廷和朝廷在國家中形成兩條垂直的權力系統，互為牽制，共同干預國家的政治和社會生活的情況，在基督教文化和伊斯蘭教文化的國家中比比皆是。歐洲國家的這種權力分割和宗教世俗間的互為制約，嚴重地削弱了中央集權的機制效應，所以歐洲君主的威權，即使在中世紀也不能與中國皇帝相提並論。

　　中國的社會結構，是建立在以血緣為紐帶基礎上的宗族結合。同一血緣的宗族，構成社會機體中的一個大系統，從同宗中分離出來的各支，又各自以家庭為細胞組成一個子系統，通過每一家庭的生殖繁衍，子系統又逐漸形成為大系統，使同宗變成複雜而龐大的血緣集團。每個血緣集團雖然可以互通婚嫁，但嚴格實行以男性為血緣中心的原則，婦女在其中只承擔繁衍後代、操持家務的職能，沒有決定任何宗族事務的權力與地位；每個支系統又實行嫡長子繼承的原則，使各支之間保持着嚴格的血緣等級秩序，從而把同宗的複雜關係凝固在宗法制度的網絡結構內。所以，每個宗族，對內血緣相親、守望相助，對外保守排他、壁壘分明，嚴重的以至於械鬥仇殺，世代保持着血親復仇的敵對情緒。這種以同宗相繫的宗法制度，具有堅牢難破的凝聚力和陳陳相因的保守性，起着管絡和穩定社會生活的作用。是故，封建社會中的家譜、族譜，都要追溯到同宗的最早祖先，年代久遠；有的則不惜攀比古代名門望族，尋找一個聲名顯赫的歷史人物作為始祖，這種譜諜學中常見的攀比現象，正反映了宗族成員追求血緣網絡結構中所佔層次地位的共同心態，而其背後則隱藏着社會結構的保守封閉特點。國家作為協調宗族組合的機關，實際上是血緣集團間利益和相互關係的最高仲裁者。皇帝以君權神授的天子身份，做了全社會的最高家長。依靠宗法制度，君主專制與家長專制扭結了起來，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融合為一個互為依傍的整體。

　　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中，人群的分野不是以階級關係結成利益各別、政治態度有異的社會集團，而是以職業不同區分為士、農、工、商四大群體。在物質利益和血親關係發生衝突時，人們往往以後者去調整前者，又以前者去屈就後者。世俗間的血緣宗法關係被奉為人際關係的親疏準則，從而將社會群體最本質的階級分野蒙上了厚重的霧瘴，所以，長期來中國人的階級意識極為模糊。雖然鴉片戰爭前對君主專制的批判代不乏人，農民造反也此起彼伏，但全都不是自覺的有意識的階級對抗，捲入者是一個龐雜的人群，不具明確的統一的階級意識和階級利益，未捲入者無論是統治集團中人還是被壓迫被剝削的百姓，對之都視為「無君無父」的犯上作亂。

　　西歐國家雖也注重血緣關係，貴族家庭對血統純正的苛細要求幾至可笑的程度，但整個社會卻主要不依血緣而依經濟利益相維繫，社會群體的等級劃分明確。統一前的德國，存在着諸侯、低級貴族（騎士）、僧侶、城市貴族、市民、平民和農民這些等級；十七世紀初的英國社會中，除了王室、貴族、農民等古老等級外，還從貴族中分裂出新貴族，即主要屬於中小貴族階層的鄉紳，從中小工商業者中構成了新興的資產階級；大革命前的法國社會，明顯地由三個社會等級構成：教士和貴族分屬第一、第二等級，資產階級、平民、工人和農民構成了第三等級。血親關係被現實的物質的階級利益所沖淡，等級關係高於血緣關係。因而東西方的社會結構，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模式。

　　中國的封建文化，自西漢以來漸成以儒學為核心的大一統狀態，沒有任何一種異質文化可以與之匹敵。雖然，有過東方的佛教文化和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先後以強弱不等的程度傳到中土，但前者為中國傳統文化所吸收溶解，成了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後者為中國傳統文化所抵制排斥，難以立足生根，只有由西方傳教士挾帶來的點滴零星的西方近代古典數學，曾對中國傳統的天文曆算之學產生過積極影響，但涉及面仍很有限。強大的包容性和對異質文化的抵拒性，構成了中國文化特有的矛盾性格，使它直到鴉片戰爭前一直在自身封閉曲綫中運動，它也有變化發展，但只是內向性的學派爭鬥和自身的流變。在學派的爭鬥中，儒學因受統治階級的扶持和提倡而得以定為一尊；在儒學的自身流變中，每一個重大流派的出現，因其吸收了非儒學派的有益成分而使儒學整體趨於更精緻、更完善。道統代代相傳，賡續不絕。它也有外向傳播，但不僅區域不廣，而且是以自我為中心的輻射，沒有產生過雙向或多向的文化對流。從嚴格意義說，中國未能掀起一個如同西歐那樣超國界的文藝復興運動而使鄰近的亞洲和遙遠的歐洲產生強大的中國文化漩流。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它的物化便是義禮教化，即糅合着天人合一、宗法和等級制度的綱常名教，作為文化專制主義的核心，它抹殺了人的個性發展，要求人們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中做君主和皇上的馴服工具，民本主義始終未能孕育出近代的民主主義；儒家文化的價值觀是重義輕利，重商主義從未成為它的價值取向，作為封建統治階級重農抑商的理論依據，它抹殺了功利主義的滋長，壓抑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儒家文化的方法論是中庸，作為一種無所進取的處世哲學，它抹殺了人們的冒險精神和開拓性，以調和折衷的方法協調人世間的不平等關係；儒家文化的歷史觀是循環論，雖然也講變易，但把三代之治的大同理想，奉為歷史發展的最終歸宿。這一切，構築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框架。文化功能與統治階級的政治需要緊密結合，成了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精神工具。

　　清代的閉關鎖國強化了中國社會的封閉性。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實行的嚴格意義上的閉關措施，雖與西方殖民主義的海盜行徑有間接關係，但直接導因則是西方來華貿易的商船有捨粵北上的趨向，使統治者擔心一旦深入內地，於「民風土俗」大有干係。一七五九年英國東印度公司通事洪仁輝駕船直抵大沽口，闖入被清王朝視為京畿要地的心臟地區，更加強了清王朝防範漢人和洋人相互勾結的意向。正如馬克思所分析：「歐洲各國從十七世紀末為了與中國通商而互相競爭，它們之間的劇烈糾紛曾經有力地推動了滿洲人實行這樣的排外政策，這是毫無疑義的。可是，推動這個新的王朝實行這種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害怕外國人會支持很多的中國人在中國被韃靼人征服以後大約最初半個世紀裏所懷抱的不滿情緒。」

　　閉關政策與清初的海禁既有區別，又有聯繫。海禁主要是對內防止沿海人民與抗清的鄭成功政權相結納，閉關主要是從清朝狹隘的種族利益出發的；海禁因其對內，所以規定沿海三十到五十里「片帆不得下海」，閉關因其對外，所以作了許多限制性的具體規定，形成了一個又一個的防範章程，但兩者都是以隔絕於外部世界的聯繫為主要手段。

　　閉關政策是荒唐的，但又是合乎統治者邏輯的。且不說中國的經濟、政治、社會結構和傳統文化的特殊封閉性為它提供了物質和思想的依據，即使從歷史上看，它也不是沒有先例可循。明洪武七年（一三七四），就曾把全國僅有的三個對外貿易港口—即通日本的寧波、通琉球的泉州和通南洋諸國的廣州—給封閉了，撤銷了上述三個市舶司，直到永樂元年（一四〇三）復置，前後二十九年；明嘉靖元年（一五二二），又因西方海盜商人的騷擾，罷浙江、福建兩市舶使，接着封港，只留廣州一處，到嘉靖八年（一五二九）復置，前後七年多；清初實行海禁，直到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廢止，前後近二十年。所以，乾隆帝只留廣州一口通商的做法，只是續了前朝前代的舊例而已。一個國家，把自己與外部世界隔離開來，這種既荒唐又合邏輯的矛盾舉措，正是中國傳統文化特有的產物。在天朝自大觀念支配下的封建統治者，根本沒有近代國家的外交觀念，把自己視為「奄有四海」的天子，視各國為藩屬或蠻夷。所以清王朝在國家機構裏只有理藩院，沒有外交部，兩廣總督被授予管理西方來華貿易商人的全權。在重義輕利觀念薰陶下，統治者也沒有互通有無的對外貿易概念，開關互市不是為了獲利，而是為了宣揚國威，把來華貿易的國家一概視為向化輸誠的朝貢者，把出口絲茶大黃作為救夷人之命的賜齎。一旦自我感覺有內外勾煽的潛在威脅或外夷越軌而「屢教不改」，便動輒封艙閉關，「稍予薄懲」。所以，閉關政策雖有微弱的自衞意識，本質上則是自然經濟和傳統文化支撐下一項愚昧落後的政策。在西方資本主義已經興起，全球化時代正在到來之時，尤其顯出它的頑固和愚蠢。

　　鴉片戰爭前中國社會的這種強固的封閉型結構，使得中國自身產生的異化力量衝不開這個三百六十度的封閉曲綫。中國幾千年來仍在封建社會踏步不前。

　　首先，經濟方面雖然商品經濟較以往有所發展並對自然經濟堅土有所衝頂，但封建經濟憑藉政權力量的保護，嚴重壓抑了商品生產的發展，所謂「資本主義萌芽」在二百多年中始終未能發育成參天大樹。直到鴉片戰爭前夕，中國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還只是自然經濟滄海中的一粟，就其自身的行程而言，還僅僅處於由簡單協作向工場手工業的過渡階段，只有在若干發達的傳統手工業部門，才有一定數量的手工工場。因而，當時還沒有出現如同西歐中世紀後期那樣的市民等級，商人列為四民之末，商業作為賤業而遭社會歧視，封建經濟仍然一統天下。

　　其次，思想文化領域裏雖有反對君主專制制度的民主思想閃光，但批判者使用的只是從封建文化中衍生出來的思想武器。他們用儒家學說中的民貴君輕思想去批判君主專制制度，把三代禪讓奉為政治體制的楷模；用夷夏之防的傳統觀念影射清朝統治者「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鼓吹狹隘的種族主義以反對滿洲貴族的統治；用讚美井田制、均田制反對土地兼併，主張耕者有其田；用以血緣為基礎把全國人重新劃分為大宗、小宗、群宗的辦法，去改變現存的社會結構；用鼓勵民間私富的主張反對重農抑商政策。一句話，「藥方只販古時丹」。在文化專制主義高壓下，這些思想主張不但未能形成強大的社會思潮，而且批判者本人有的被殘酷迫害，著作毀版；有的無可奈何地退居書齋，埋首古紙堆中；有的則看破紅塵，遁入空門。學術思想界「萬馬齊喑」。

　　再次，階級鬥爭領域裏雖有連綿不斷的大小民變和由祕密結社領導的反清起義，對封建統治秩序進行了強弱不等的衝擊，但領導者既提不出符合社會前進的口號、綱領，又缺乏必要的政治素養，使用的無非是千百年來沿用的平均主義思想和傳統的「反清復明」口號，結果免不了被各個擊破的悲慘命運。封建統治者仍做着萬世長存的好夢。

　　所有這一切的內部衝擊力，不是太小，就是太舊，都不足以突破舊物的臨界限度而使中國社會發生新的質變，使中國歷史進程產生重大的時代性轉折。

　　鴉片戰爭前的歷史表明，要衝破中國社會堅硬的封閉結構，光有內部的矛盾鬥爭不僅艱難，而且不可能。它需要藉助外力，即藉助一種比中國封建制度先進的生產方式、社會制度和文化形態，使自身的各種新因素得到滋潤成長。在世界進入資本主義時代，這種外部條件已經具備，並正在對古老的中國進行衝擊。中國已經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樣封閉起來、獨立發展，緩慢地壯大封建主義的異化力量而使自己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西方資本主義正駕着炮艦在古老的東方橫衝直撞。正如列寧所指出：「資本主義如果不經常擴大其統治範圍，如果不開發新的地方並把非資本主義的古老國家捲入世界經濟的漩渦，它就不能存在與發展。」中國就是在資本主義用血和火改造世界的過程中得到了改造，這是一個充滿着屈辱、痛苦、被迫的過程，卻又是個注定要發生的不可避免的過程。

　　在中國的編年史上，發生鴉片戰爭的道光二十年無疑是一個重大轉折的年代。它劃開了中國歷史的古代和近代，標誌着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開端。

　　但是，它的前兆，卻在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就已呈現。西方資本主義的殖民勢力，利用罪惡的鴉片走私和堅船利炮，撞擊中國封閉着的大門，利用中國的禁煙挑起戰爭。從而直接導致了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對中國公然發動侵略戰爭。

　　因此，研究道光十九年從禁煙到戰爭的歷史，對了解鴉片戰爭的發生發展是一個必不可少的重要前提，它可以向世人昭示世界範圍內資本主義時代的到來，總是通過落後國家付出沉重代價的方式實現的。資本主義海外市場的開拓，殖民地制度的形成，對於被開拓者、殖民地國家來說，無疑是一個痛苦和蒙難的過程，當它們原有的落後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在資本主義的血火洗禮中發生根本性質的變動時，它們也就被迫逐步地走出中世紀的蒙昧狀態，獲得了通往世界的機會。所以，落後國家在時代大變動中發生趨同時代潮流的歷史性大轉折，取得社會進步與價值觀的更新，往往是在一種被扭曲了的歷史進程中表現出來。這就是正義和非正義，進步與反動在歷史大潮中的辯證法。明乎此，我們就可以在表達自己的民族義憤時，保持着歷史學家的冷靜態度和睿智的觀察力。